作者：邓辉
来源：“中国历史地理论丛”微信公众号
原文刊载于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23年第3辑
(资料图)
元大都城垣遗址
最早注意到古代北京城与周边河湖水系的相互关系，并开展系统研究的学者，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。早在20世纪40年代，侯仁之就发表了《北平金水河考》，开始了古代北京城市河湖水系的研究工作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他又相继开展了河湖水系与北京城起源、城址转移、平面设计相互关系的研究，以及古代北京城水源问题的研究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。姚汉源、蔡蕃则从水利史的角度，对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水利工程，尤其是漕运工程开展了系统研究。徐苹方从考古学的角度，组织地下钻探，绘制了元大都复原图，探讨了金水河的具体走向。
总体来看，以上有关历史时期北京地区河湖水系的研究成果，大多是基于区域尺度的研究，虽然有不少工作涉及到城市本身的内部结构组成，但是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来看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本文在以上有关河湖水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，从城市形态学的角度，对元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内部结构中的河湖水系要素开展系统分析，以揭示古代北京城在城市形态上的文化生态特点。
城市形态（urban morphology）是指城市内部的物质组成和空间结构，城市形态反映了城市营造者的思想、文化和意识形态，以及相关的政治、经济、土地制度和历史传统。20世纪60年代，英国城市历史地理学家康泽恩（M. R. G. Conzen）就城市形态学研究提出了一整套理论。他认为城市形态主要由街道（streets）、街区（blocks）、地块（plots）、建筑纹理（building fabric）、边缘带（fringe belts）、固结线（fixation line）等形态要素构成，研究这些形态要素的空间分布、结构特征、相互关系，是城市形态学的核心。20世纪80年代，康泽恩进一步提出了城市形态发生学（urban morpho‐genesis）的概念。他认为，开展城市形态学的研究，应该建立形态序列（morphological periods），通过对不同时间段城市形态的复原与分析，揭示出城市形态的变化过程，找出城市发展变化的基本特征，从而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。20世纪90年代，美国历史地理学家詹姆斯·万斯（James Vance）也系统阐述了城市形态发生学的概念和含义，并将城市形态发生学的概念贯穿于《延续的城市——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》这部城市历史地理名著中。
一般而言，有关欧美城市形态学的经典研究，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内部的地块、街道、街区、房屋等人工建筑物，而很少关注城市内部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布。这个特点，与中世纪欧洲城市空间普遍狭小紧凑，缺少自然要素的特点有关。古代北京城的城市形态，与欧洲中世纪城市有很大的区别，城市内部包括了大量的河流、湖泊、坑塘、园林、绿地等自然要素，从而表现出城市形态上的独特性，也就是所谓东方城市的特色。本文的研究目的，旨在把这方面的内容加以系统梳理，以总结元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形态中的文化生态特点，为当代北京城的文化建设提供基础参考。
一、城市选址、城址转移与河湖水系
北京城的起源，与永定河冲积扇潜水溢出带的位置有密切关系。在北京城的发展过程中，从西周时期的蓟城，到辽南京、金中都，城市发展都是依托于永定河冲积扇上的古莲花池水系，虽然城市的范围有所扩大，城市的面貌也不断变化，但它原来的城址始终没有改变。而这一城址的选择，是与莲花池这个小湖泊以及由莲花池发源的洗马沟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从元大都开始，古代北京城的城址发生了转移（图1），从位于西南方向的莲花池水系，转移到了东北方向的高梁河水系，高梁河沿线的白莲潭（包括今什刹海、北海、中海），成为元大都的核心地区。元大都的设计者，充分考虑了天然河湖水系的特点，将其有机地融入到城市形态中，在城市景观和实用功能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构成了独特的东方山水城市文化生态系统。
图1 金元明清北京古城址与莲花池、高梁河水系相对位置
明代初年改建北京城，虽然明北京城的北墙与南墙位置均有南移，明嘉靖年间又加建外郭城，中轴线向南延长，在空间形态上形成了独特的“凸”字形结构，但其城市形态特征和内部水系结构，很大程度上还是继承了元大都的城市形态特点。元大都城市形态反映的东方山水城市特点，经过明清两代的继承和发展，被一直保存了下来。
二、元大都城市形态中的河湖水系
从元世祖至元四年（1267）到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，经过9年时间，元大都大城建成。元大都的兴建，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即放弃了莲花池水系上历代相沿的旧城址，转而在金中都东北郊白莲潭一带另选新址，重新规划建设都城。元大都的城市形态，除了高度符合《周礼·考工记》规定的礼制原则之外，其内部的大面积河湖水系，与远处的西山交相辉映，形成了东方山水城市的特色。
元大都的选址与城市平面布局，均与白莲潭密切相关。白莲潭是金元时期分布在古高梁河沿线的一个湖泊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海和中海。元代初年，在白莲潭的北面分布有积水潭（包括今积水潭至什刹海一带的湖泊），积水潭的西面分布有抄纸坊泓渟（即民国时期的太平湖），这些湖泊沿着高梁河呈线状分布，其形成与三海大河，即永定河的古河道直接相关。
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，首先在白莲潭湖泊群的东岸，穿过后门桥的位置，布置了全城的中轴线；中轴线从鼓楼附近的“中心台”到丽正门，全长约3.6千米。然后以穿过抄纸坊泓渟西端的南北直线为基准，确定西墙位置；再以大都西墙至中轴线的距离为半径，向东延伸，确定大都东墙的位置。由此可见，元大都中轴线位置的选取，以及东、西墙位置的确定，都是适应当地河湖水系空间分布特点的结果。
在元大都的规划中，白莲潭湖泊群被纳入了城市之内，成为城市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天然湖泊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人为分割为两个部分，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属性和功能，从而形成了元大都独特的二元水系结构。金代大宁宫周边的湖泊被围入了大都皇城内，成为皇家专有的“太液池”，构成皇家园囿的主体；另外一部分湖泊，则被留在了皇城以北，以“积水潭”为中心，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，承载了运河漕运的重要功能，也是大都城平民、士大夫夏日消暑的去处。
元大都独特的二元水系，水源不同、引水渠道不同、属性不同、功能不同，共同构成了元大都独特的城市水系结构。有关元大都的河湖水系空间分布，拙文《元大都内部河湖水系的空间分布特点》已有详细论述，兹择其要点，概述如下。
（一）积水潭水系
积水潭位于大都皇城以北，是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北方终点，从此向东，可通坝河；从此向南，可达通惠河。元代积水潭的宽大水面上，桅杆猬集，舳舻蔽水，成为大都城内一处独特的文化景观。
元大都积水潭水系，除了主体湖泊积水潭、抄纸坊泓渟之外，还包括上游的白浮泉引水渠（又称白浮瓮山河）、高梁河（又称官河，大致相当于今长河河道），以及下游的坝河（阜通七坝）、御沟（通惠河的上游河段）。承载了大都繁重的漕运功能。
积水潭的水源，主要来自昌平白浮泉及温榆河上游的各处泉水。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，郭守敬主持修建了跨流域的白浮泉引水工程，将温榆河上游的所有泉水全部向西导引，与高梁河水系相贯通。这段引水渠道，在元代被称为“白浮瓮山河”。“白浮瓮山河”始于昌平白浮村的神山泉，引白浮泉水西转而南，大致沿着50米等高线流行，沿途汇集温榆河上游山前地区的一亩泉、马眼泉等泉水，流入瓮山泊（又称七里泺，即今昆明湖的前身）。然后，从瓮山泊向南，沿高梁河东流至和义门水关。之后，从和义门北水关入城，流入抄纸坊泓渟。
元代的“抄纸坊泓渟”，就是20世纪60年代位于北京内城西北角城墙外的太平湖。高梁河水经过抄纸坊泓渟后东流，经过安济桥（又称铁平章桥、舍命桥）入积水潭。积水潭水东南流，经万宁桥（也叫海子桥、澄清闸，即今天的后门桥）南折入御沟（今正义路一线，为元代通惠河的上游河道），南流至通明桥附近，与从皇城流出的太液池水汇合，合流之水南流出文明门水关，东转至通州高丽庄入于潞水。
元代在积水潭周边修建了多处闸坝，以调控水量。在抄纸坊泓渟西侧修建朝宗上闸，在其东侧修建朝宗下闸；在海子桥周围，则修建了澄清上闸、澄清闸、澄清下闸（图2）。由于元代积水潭的水源大大扩充，汇集了白浮泉、一亩泉、马眼泉等温榆河上游的全部泉水，湖水量较金代大为增加，不仅极大改善了通惠河、坝河的漕运条件，而且改善了积水潭周边的生态环境，吸引了大量水鸟来此栖息。
图2 元大都河湖水系分布
元代，积水潭一带波光潋滟，山水交映，“水光千顷，西山如空青环潭，民居、佛屋、龙祠，金碧黝垩，横直如绘画”。宽阔的水面，不仅使积水潭成为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北方终点，同时也使其成为大都城内最具平民性的一处景观。这个城市文化传统，一直相沿至今。
积水潭的湖水，除了向南流入通惠河外，还有一部分东流入坝河，以助坝河漕运。坝河是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开凿的一条运河，其河道前身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车厢渠的下游渠道。元代利用车厢渠下游河道修建坝河，沿线建有多处闸坝以调节水量，故又被称为“阜通七坝”。通州潞河一带的漕船，可以顺着温榆河进入坝河，然后沿着坝河西行，最后到达积水潭。
（二）太液池水系
太液池水系，主要包括位于大内的太液池，以及皇家专用引水渠——金水河。在帝王都城内开凿金水河，象征天河银汉，其传统久远。元大都金水河的开凿，约在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。导引玉泉山泉水，沿着专门的渠道，流入大都皇城。
元代导引玉泉山泉的金水河，与导引白浮泉的高梁河走的是不同的两条渠道。在大都西北郊外，两者大体平行，金水河在南，高梁河在北，两者南北相隔约半里。金水河自玉泉山南流出，经今三虎桥一带至和义门南，经南水关流入大都城；高梁河从瓮山泊流出，沿今长河一线至和义门北，经北水关，流入抄纸坊泓渟。
元大都金水河之水为皇家专用，平民百姓不允许接触。其引水渠道与其他河道相遇之处，均采取“跨河跳槽”的工程措施，以保证水质清洁。金水河入大都城后东流，至积水潭西岸附近转南，沿着48米等高线，大致呈弧形分布。金水河南流，经过今护国寺东侧，南至北闸口（在明清时期的西步梁桥附近），流入大内太液池（图2）。
太液池是太液池水系的核心，全部被包围在元大都皇城内，其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北海和中海（南海为明代开挖）。金水河从北闸口流入，先入北海，后入中海，然后从中海的南端流出，东流经过周桥，与积水潭下游的御沟汇合。
马可·波罗对元大都太液池有非常细致的描写。根据他的描述，太液池由南、北两个湖泊组成，两湖之间有小河串联。太液池分布在皇宫以西，兴圣宫、隆福宫以东，与位于两湖之间、树木葱茏的绿岛（今琼华岛）交相辉映，共同构成了一处景色优美的皇家园囿区。太液池内除了喂养大量鱼类以外，周围还有不少的天鹅以及其他水禽。
大都太液池与其北面的积水潭仅仅一墙之隔，都是大都城内以水取胜的著名风景，但是由于受到礼制制度的影响，两者引水的源流不同，服务对象不同，各自担负的实际功能也迥然各异。在积水潭的南端，靠近金水河流入太液池的北口处，是太液池水系与积水潭水系最为接近的地方。这里河湖并流，水天交映，绿荷含香，景色尤其壮美。元代不少文人墨客留下诗篇，吟咏这一带的山水美景。其中一些诗歌，还对金水河有非常形象的描述，称其自北南流，好像一道长虹，静卧在积水潭的西侧。
三、明清北京城市形态中的河湖水系
明代北京城，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加以改建而成。从永乐四年（1406）开始，到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基本竣工，前后延续15年之久。
明初改建大都城，首先缩减居民稀少的城内北部，在元大都北墙以南五里，利用和义门以北的抄纸坊泓渟、坝河一线的湖泊河流作为北界，另建新北墙，从而确定了北京内城安定门与德胜门东西一线的位置。由于受抄纸坊泓渟的影响，内城北墙的西北角凹入一块，形成极具特点的斜角。在北墙新位置确定后，在元大都旧城以南近二里处，建起新南墙，也就是今日崇文门、正阳门与宣武门东西一线的位置，这个位置的选择，与元大都城外金口河、通惠河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。
由于明北京内城北、南城墙位置的南移，从城市形态上来看，元大都位于今鼓楼附近“中心台”的全城几何中心，被新的城市几何中心万岁山（景山）所代替。明北京城的中轴线基本上沿袭了元大都轴线，但是轴线两端点有了变化，由原来“中心台”至丽正门的3.6千米，变为钟楼至正阳门的4.8千米。
在明朝建立初期的100多年间，蒙古骑兵多次南下扰掠，严重威胁北京的安全。明世宗朱厚熜采纳大臣们的建议，加筑外郭城，以增强北京城的防卫。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将正阳门外商贸经济发达的关厢地区，以及南郊的天坛、山川坛等重要建筑群，包入外郭城内。同时，古高梁河下游的河道与湖泊，也被纳入了外郭城的范围。
随着北京南郊外郭城的修筑完成，明代北京城的城市形态呈现为独特的“凸”字形轮廓，全城中轴线从原来钟楼到正阳门的4.8千米，延长为钟楼到永定门的7.8千米。
（一）明清北京内城的河湖水系
明代北京城的水系结构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元大都的特点，但又有所区别。明代，由于在昌平修建了皇陵，受风水思想的影响，白浮泉水不能被西引以达北京。北京城的用水转而专用玉泉山泉水。元代金水河、高梁河的两套引水制度被废弃，城市及漕运用水，专由长河—高梁河输送。
由于明代北京内城的北墙南移到了抄纸坊泓渟、坝河一线以南，原来分别位于和义门南北的入水口被废弃，改在德胜门西侧开辟新水关，并建镇水观音庵（即后来的汇通祠）“。水关在德胜门西里许，水自西山经高梁桥来，穴城趾而入，有关为之限焉。下置石螭，迎水倒喷，旁分左右，既吸复吐，声淙淙然自螭口中出。”由长河—高梁河引来的玉泉水，经镇水观音庵入城后，分别流入什刹海—御河、太液池—内外金水河两个水系，最后两个水系在天安门以东的北玉河桥附近汇合，然后经内城南护城河，转东流入通惠河（图3）。
图3 明清北京城河湖水系分布
1.积水潭、什刹海、莲花泡子
明清时期，分布在北京内城皇城以北的湖泊，自北而南依次有积水潭（也叫净业湖）、后海（也叫什刹海）、前海（也叫莲花泡子）。“近德胜桥者为积水潭，稍东南者为什刹海，又东南者为莲花泡子”。明清时期，积水潭、什刹海、莲花泡子沿线，是城内文人士大夫，以及普通百姓消夏纳凉的去处，这一带湖光与西山交相辉映，将东方山水城市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：
净业湖（积水潭），……野水弥漫，一碧十顷，白莲红蓼，掩映秋光。两岸多古树，多招提。北面雉堞环周，如映如带。西北土山忽起，杂树成帏。石凳高盘，寺门半露，汇通祠也。……从祠上望湖，正见其缥缈；从楼上望湖，又觉其幽秀。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，妙无定态。士夫雅集，多在于此。
十刹海，水浅不能泛舟，多种莲花、稻米为生涯。中为秦家河池，俗呼后海，自广化寺门前抵德胜桥，亘成王府前，皆是也。水阔，然不甚深，可泛小舟，当年河地主人有采莲小舟二，游人可借乘之。
银锭桥，在北安门海子三座桥之北，此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绝胜处也。桥东西皆水，菏芰菰蒲，不掩沦漪之色。南望宫阙，北望琳宫碧落，西望城外千万峰，远体毕露。
明清时期，经长河—高梁河引来的泉水，从德胜门西水关流入积水潭，潭水东流，过德胜桥后，向南分出一条支流，穿过李广桥，南流经恭王府西，然后转东南，流入一个位于莲花泡子西侧的小湖（位于今什刹海体校附近，20世纪80年代被填埋）。这条联系积水潭和前海的小河，其位于李广桥以南的一段河道，就是元代金水河的旧道。清代恭王府因西临此河，遂得水利之便，“故其邸西墙外，小溪清驶，水声霅然。其邸中山池，亦引溪水，都城诸邸，惟此独矣。”这段元代金水河的残迹，今天已被填平，变成了柳荫街。
积水潭湖水的主流，过德胜桥后东南流，先入什刹海，后入前海。在前海，湖水被分为两支，一支南流，经西步梁桥入皇城，流进北海、中海、南海；另一支则仍循元代通惠河旧道，东出澄清闸，转而南下，经东步梁桥入御沟。
御沟，明清时期又称玉河。宣德年间皇城东墙东移一里，遂将元代位于皇城外的御沟包入皇城。“东华门之外逼近民居，喧嚣之声至彻禁御。……宣德七年（1432）始加恢扩，移东华门于河之东，迁民居于西之灰厂隙地”。被包入皇城内的玉河，“从北安门外文昌宫东步粮桥入（皇城），经皮房、内织染局、巾帽局、御马监之东、东安门桥下，至长安左门外迤东之玉河桥出焉”，玉河继续南流至正阳门东侧水关，入南护城河，河水转东，至大通桥一带入通惠河。
2.北海、中海、南海
明紫禁城是在元大内基础上重新规划修建的。相较元大内的位置，明紫禁城的东西两面城墙位置不变，仅缩减其北段，延长其南段，伴随着紫禁城的南移，在其西侧开挖了南海，用挖掘南海与紫禁城护城河的泥土，堆筑起一座小土山，命名为万岁山，俗称煤山（清初改称景山）。万岁山中峰之下，正是元代延春阁的旧址。明代在其故址之上堆筑土山，意在压胜前朝“风水”，故这座土山又被称为“镇山”。
从前海流入皇城之水，在西步梁桥附近的北闸口入太液池。明清时期的太液池，位于皇城之内，景山、紫禁城的西侧，属于宫廷园林区，时人成为西苑。明清西苑是因袭元代太液池周围一带的园囿发展而成的。与紫禁城南移相伴，明代的太液池也随之向南扩大，新开挖了南海，形成了太液池北海、中海、南海的三海格局。太液池沿岸垒石堆土，遍植花木，营建了各式宫室楼阁、亭台水榭，遂使西苑在明代成为皇城内风景优美的皇家园林。水波荡漾的三海，平舒在紫禁城与西皇城墙之间，极其巧妙地把巍峨的宫殿城楼与天然的水色山光联为一体，在布局严整的皇城之内辟出一块景色迥异的区域，令人有无限开阔的感觉。“是河也，由北安门外药王庙西桥下入，萦迴洸漾，蓄泄惟谨。莲藕鱼虾，味最鲜美。且萑苇茂密，水禽上下，俨若江南风景云”。
3.内外金水河
明代，环绕紫禁城四面开凿了宽阔的护城河。与紫禁城护城河相结合，又开凿了内金水河、外金水河。分别从太液池的南北两端，引水入紫禁城护城河、内外金水河，从而构成一整套与紫禁城有机融合的水系系统。
明清时期，位于西苑的太液池，分别从北海、南海两个端点，向紫禁城水系供水。外金水河的水源主要来自南海，太液池水在南海东侧的灵台、宝钞司东流，与紫禁城护城河合流，过长安右门之北，经承天门（天安门）前，再东过长安左门之北，自湧福阁下流出，至北玉河桥附近，与玉河（御沟）汇合。
紫禁城护城河、内金水河的水源，则来自西步梁桥北闸口，引水南流，经景山西侧，南至玄武门西，从地沟流入紫禁城护城河。“自北闸门分流，经内官监、白石桥、大高玄殿之东，北上西门外，板边石半边砖桥入（紫禁城护城河）”。
紫禁城护城河水，在紫禁城北门玄武门之西，通过暗沟流入紫禁城内，是为内金水河。内金水河“自元武门之西，从地沟入，至廊下家，由怀公桥以南，过长庚桥，里马房桥，由仁智殿西，御酒房东，武英殿前，思善门外，归极门北，皇极门前，会极门北，文华殿西，而北而东，自慈庆宫前，徽音门外，蜿蜒而南，过东华门、古今通集库南，从紫禁城墙下地沟，亦自巽方出，归护城河。或隐或显，总一脉也”。
总体来看，内金水河从紫禁城西北角通过暗渠引入大内，然后傍着西墙南流，绕行午门内，最后由东南角暗渠注入护城河，与外金水河合，东流至北玉河桥附近入玉河。内金水河的开凿，与自然地形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下降约2米的坡度完全符合，可见开河之前一定是经过了精细的地形测量。紫禁城内的内金水河，除了重要的象征意义之外，还担负着重要的防洪、防火的实用功能。
4.泡子河
明清时期，北京内城东南角，有积水一处，呈条状东西向分布，时人称为泡子河。该河实为元代通惠河的下游，明代内城南扩之后，这段河道被包入内城之内，成为明清北京城内东南角一处很有名的风景。“泡子河在崇文门之东城角，前有长溪，后有广淀，高堞环其东，天台峙其北。两岸多高槐垂柳，空水澄鲜，林木明秀，不独秋冬之际难为怀也”。到了清末，泡子河一带仍然吸引了不少游人。震钧曾描述这里的景色，“每晨光未旭，步于河岸，见桃红初沐，柳翠乍翦，高墉左环，春波右泻，石桥宛转，欲拟垂虹，高台参差，半笼晓雾”。
5.内外太平湖
民国时期，北京人把位于北京内城西北角城墙外的一个小湖叫做太平湖，这个小湖实际上是元大都和义门内抄纸坊泓渟的残迹。明代修建北京内城时，将其遗在城外，与坝河一起，构成了明北京内城北面的护城河防御系统。这个小湖，一直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。
明清至民国时期，在北京内城的西南角城墙之内，还有一个叫太平湖的小湖，则是元代金口河的残迹。明代内城南墙南移之后，这段河道被包入城内。因为这一带地势低洼，成为夏秋季节内城西南角地表水汇集的地方，并逐渐变为内城里的一处景观。清人震钧极为推崇这一带的风景，他描写到：“太平湖，在内城西南隅角楼下，太平街之极西也。平流十顷，地疑兴庆之宫；高柳数章，人误曲江之苑。当夕阳衔堞，水影涵楼，上下都作胭脂色，尤令国者留连不能去。”
20世纪20年代，瑞典学者喜仁龙曾到过这里，他看到一片清幽僻静的景象：“西城靠近西南城角一带，环境非常幽僻。王府外有一片叫作太平湖的有名古泊，现在不如说已变成一个大水塘。但仍可容纳一群鸭子在其间嬉戏；湖边的古柳，婀娜多姿，绿荫蔽岸。”
6.宣武门东、西河与二龙坑
明清时期，分布在北京内城西部的宣武门东、西河，是西城地区两条重要的排水沟。所谓宣武门西河，又被称为大明壕，相当于今天的赵登禹路、佟麟阁路一线，其前身是金元时期的高梁西河；宣武门东河，则位于宣武门东，相当于今天的新华街一线。两条渠道以及沿线修建的桥梁、水关，构成明清北京城内的另一类城市景观。
明清时期，有关不少疏浚两渠以及相关桥梁的记载。如明正统五年（1440）六月侍郎刘球奏：“天雨连绵，宣武街西河决漫流，与街东河会合，二水泛滥，渰没居民，请修筑以消其患。”又如，清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组织疏浚内城护城河、桥梁、水关，“宣武门西象房桥，迤东化石桥；正阳门东玉河桥，崇文门东大石桥，朝阳门南、东直门等处水关，并安定门外出水沟及护城河底，均应抄平对溜，使水畅流，以资宣泄。”
二龙坑则位于今天的二龙路附近，是两个南北相距很近的积水洼地，有水道沿西南方向与大明濠相连。乾隆十五年测绘的《乾隆京师全图》上标注为“水坑”，清人朱一新《京师坊巷志稿》中记为“二龙坑”。作为城中的积水洼地，二龙坑的水面虽然没有太平湖大，但也时常有人来此赏玩。晚清诗人宝廷曾在此饮酒游玩，并赋诗《二龙坑玩月》一首。其诗云，“积水深如潭，临流颇浩瀚。疏柳带明月，倒影垂曲岸。微冈一披拂，水底光隐现。清景俨江乡，徘徊生留恋”。
（二）明清北京外城的湖泊河流
明嘉靖年间修建的北京外郭城，属于后期加建，其城市形态与内部水系结构远不如内城规整和系统。但是，分布在外城各处的湖泊和河道，因其位置隐僻而幽静，成为明清民国时期文人墨客休憩游览的去处，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金鱼池、野凫潭、黑龙潭和万柳堂。
明清时期分布在外郭城的河流主要有两条，一条是从前门外自西北向东南流的三里河，一条是自先农坛西侧苇塘由西向东流的天桥河。三里河的前身是古高梁河，与永定河古河道之三海大河有密切关系。三里河在元代被称为文明河，曾经短暂通航漕运。明代初年，有人建议沿袭元代的办法，疏通三里河通航漕运，经过实地勘察后，因水源不足而作罢。虽然明清时期三里河无法通航，但是由于该河沿线地势低洼，分布有不少湖泊湿地，遂成为各类园林别墅的分布带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鱼池。
金鱼池，位于外城的中部偏东，天坛北侧，正好是东流的天桥河与南流的三里河交汇的地方。这里地势低洼，水源丰富。明代时，金鱼池一带的自然景致优美，“池泓然也，居人界而塘之，柳垂覆之，岁种金鱼以为业。……池阴一带，园亭多于人家，南抵天坛，一望空阔”。
清代末年，金鱼池趋于湮废。“金鱼池，在天坛之北。金章宗曾幸之，有瑶池殿，久废。明人《帝京景物略》称，池阴一带，园亭甚多。今则居人几家，寥寥类村屋而已。池亦为种苇者所侵，地多于水”。民国以后，金鱼池逐渐阻塞，环境趋于恶化，终于在1955年被填平。
在外城东南角，今龙潭湖一带，属于三里河的下游，历史上有不少积水洼地，明代外郭城东南角凹入一块，即与此低洼地势相关。明清时期，这一带的积水洼地被人利用来修建私家园林和别墅，其中典型当属万柳堂。“元初，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，构堂池上，绕池植柳数百株，因题曰万柳堂。池中多莲，每夏柳荫莲香，风景可爱”“万柳堂外，有匏瓜亭、南野亭、玩芳亭、玉渊亭，……当时文人骚客来游赏者，多有题咏”。
在外城先农坛以西，明清时期有两个东西相邻的湖泊，西侧为野凫潭，东侧为黑龙潭。两湖都是因取土坑塘积水而成。“野凫潭，在先农坛西。积水然，与东城鱼藻池等，其北为龙泉寺，又称龙树院”。黑龙潭在“先农坛之西，野水弥漫，荻花萧瑟。四时一致，如在江湖，过之者辄生遐思”。
野凫潭之北，有龙泉寺；潭之南，有陶然亭，都是外城著名的游览景点、消夏之处。“龙树寺（按即龙泉寺），俗名龙爪槐，在江亭西北，门前野趣潇靋，为诸寺之首”。陶然亭“在右安门，安踞高阜上，本为文昌阁。院中廊宇，四周开窗，俯临郊原，万苇一碧，为夏日宴饮之地。”
此外，明清北京城的外郭城内还有一处以水取胜的私家园林，即梁家园。梁家园位于宣武门外，建于明代。“梁家园在十间房南，明时都人梁氏建，亭榭花木极一时之盛。地洼下，有水可以泛舟”。一个私家园林里竟然可以泛舟，这在明清北京城里并不多见。清乾隆年间，李调元曾居住在此，非常得意这里的山水美景，他描写到，“每遇春秋佳日，拓起四面轩窗，由前而观，则积水成湖，淼淼碧波，如在潇湘芦苇间；由后而观，则西山爽气如翠如螺，扑人眉宇，无不萃于一楼。”
《春明梦余录》引刘定之《游梁园记》考证道：“梁氏园在今京师西南五六里。其外有旧城。旧城者，唐藩镇辽金别都之城也。元迁都稍东，于是旧城东半遂入于朝市间，全无迹可见。而西半犹存，号为萧太后城”。刘定之的说法大致不错，梁家园所在的位置正在金中都东墙外的护城河附近，护城河一带低洼的地形，应该是梁家园内可以积水成湖，泛舟赏玩的主要原因。
四、结语
城市形态是自然环境、历史传统、政治制度、文化习俗等诸多要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。元大都突出的中央轴线，对称的平面布局，大型的宫殿建筑，充分体现了《周礼·考工记》规定的礼制原则。此外，元大都的城市形态还受到《周易》阴阳象数的影响（如不开设正北面的城门）。除此之外，当地河湖水系的分布，也影响了城市的形态。元大都中轴线的确定，以及西墙、东墙位置的选择，都是适应当地河湖水系分布格局的结果。
由于元大都城内纳入了大面积的湖泊，宽阔的水面与西山相对映，使得城市形态呈现出独特的山水城市特色。城市内分别以积水潭、太液池为核心的两套水系，使得自然的河湖水系具有了独特的文化二元性。大都水系的二元性，既体现了礼制制度的不同，又体现了实用功能的不同。太液池水系主要是为满足皇家园林景观的需要，而积水潭水系则是为了满足大都漕运的需求。
明代北京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元大都的城市形态。其全城中轴线的位置基本不变，只是中轴线的两端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新的城市形态，受到元大都河湖水系结构的明显影响。其内城北墙的位置，实际上是由元大都抄纸坊泓渟—坝河的位置决定的，元代的坝河漕渠被改造成了明北京城的北护城河；其南墙的位置，则与大都通惠河、金口河的位置有关。
明初改建北京城，城市内部河湖水系的总入水口，从和义门南北水关移到了德胜门西水关，元大都水系的礼制二元性被放弃，但是元大都水系的空间分布格局却被完全继承了下来，而且随着南海的开挖，太液池水系又有所扩大，并从中衍生出紫禁城护城河、内金水河、外金水河等水系。同时，随着明北京城内城南墙的南移，原来位于大都城外的一段通惠河和一段金口河被包入内城，增加了北京内城里太平湖、泡子河两处新的水景。
虽然明北京城外郭城内的水系没有经过特别的设计，水系格局不像内城那样规整和系统，但河湖水系的自然与野趣，成了外郭城的一个特点。外郭城的坑塘湖泊，主要分布在三里河、天桥河，以及金中都东护城河沿线，这些坑塘湖泊，成为士大夫修筑园林别墅、平民百姓聚会休憩的场所，这个特点被一直保持下来，并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的陶然亭公园、龙潭湖公园等现代公共休憩地。此外，外郭城东南角凹入的形状，也是受到了三里河下游特殊的低洼地形影响。
与元大都相比，明清北京城的护城河系统更为复杂和精细，成为体现明清北京城市形态的重要组成要素。明清北京城的护城河系统实际上共有三套，一是紫禁城护城河系统，二是内城护城河系统，三是外郭城护城河系统。三套护城河系统与相关的城墙、城门，共同构成古都北京城的独特城市形态。如果明清北京城去掉了这些护城河系统，那就只剩下孤立的城墙和城门，城市文化特色一定会大大减色。
分析元明清北京城市形态，可以看到，在城市形态的组成结构中，河湖水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古代北京城，是一座融合了儒家礼制思想和阴阳象数思想的东方山水城市，其城市形态的设计，创始于元大都，明清北京城继承了这些特点，并一直保留在今天北京旧城的物质遗存之中。在元大都城址选择与城市设计中，永定河冲积扇上的古高梁河沿线河流和湖泊，曾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在数百年的城市发展过程中，这些自然的河湖水系已经有机地融合到了北京的城市形态中，成为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，共同构成了北京独特的古都城市风貌。
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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