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们谈到日本经济衰退三十年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离不开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问题，而资产负债表衰退，本质上和通货紧缩是一样的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过去的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，有五大核心征兆：资产价格下降、信贷活动量下降、投资下降、可支配收入下降、消费信心下降。

如今来看，这五大征兆，我们也隐隐有凝聚之势。

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通缩也好，房地产趋冷也罢，背后都是消费信心的一种具象表现，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宏观货币政策，在今天也越来越有失灵的风险，而纵观这一切背后的成因，债务或许会是其中一个相当大的因素。

债务危机又被称之为信任危机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业界流传甚广的“所有经济危机都是债务危机”这话并非妄言。

在二战后的世界经济体，普遍选择的都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下的经济货币政策，强调在宏观经济表现不佳时，政府通过自身力量，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，这种干预也被称之为逆周期。

强行逆转经济周期，通过放水的方式，来鼓励人们消费，提供就业岗位，在短期内的确能够刺激经济增长，但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使用这种办法，一来是会导致货币增多引发通货膨胀，二来就是在货币放水的过程中，可能会推高资产价格，从而诱发泡沫。

长远来看，长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，还会导致寻租空间大大增加，资产回报率越来越低，甚至市场本身还会出现“免疫行为”，而量化宽松本身，就是向未来借钱，而借来的钱如果到期还不上，那么违约之下，信任危机也就出现了。

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，背后的根源都在于债务负担。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，三方负债累累，无以为继。

庞大的债务压力导致很难有施政的空间，也无法承受经济下行和资产价格下行的后果，于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各地对房价的一些限制，而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因为一旦资产价格下行就会诱发债务违约潮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

从个人来说，全民背负三十年的长期性房贷，在其他生活成本不变，以及收入下降的情况下，不管怎么刺激，当然都不太愿意增加自己的消费意愿。

而对中小企业来说，个人消费下降，企业收入很难逆势增长，因为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，没有消费，企业自然收入降低。

而对政府来说，在货币政策之下，很容易陷入“既要又要”的陷阱，以房地产为例，我们很难做到既要救房地产，又要坚持房住不炒；既要防止房价上涨，又要防止房价下跌，这种“既要又要”的思维，显然是把凯恩斯主义当成了万能钥匙，把市场当成了可随意操控的工具。

纵观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，没有一个经济体不是希望阻挡经济危机发生的，但最后经济危机无一例外都发生了，这种不以人意志力而改变的，才是真正的市场。

房地产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

首先，房地产企业贡献的税收加买地支出，能够占到地方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四成；其次，居民收支盈余的九成都已用于买房，也就是支付首付及按揭贷款；最后，银行贷款余额的五成都是房地产相关贷款。

换句话说，一旦房地产出现问题，哪怕是房价整体只下跌两成，以今时今日房地产对银行、居民、地方的影响力，我们都无法承受，这会引起系统性的巨大风险。

从全口径财政赤字来看，2019年，全国全口径财政赤字是人民币5.53万亿元，到了2022年增长到了8.96万亿元，三年的时间里赤字增幅达到了62%。

赤字增长六成，似乎已经是很可怕的事情了，但我们细分下来，2020年全国全口径财政赤字是8.72万亿元，2021年下降到了5.94万亿元，到了2022年，因为疫情形式严峻，当年度财政赤字再次暴增到8.96万亿元。

也就是说，疫情三年下来，累积财政赤字23.62万亿元，作为对比，2000-2019年这20年间的财政赤字总和，也仅仅只有21.92万亿元，换句话说，过去三年赤字之和，超过了此前20年的赤字总和。

过去我们总说三年疫情经济蒙受巨大损失，但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不仅仅有损失，还有债务。

如此庞大的债务几乎难以填补，而发债就成为了几乎唯一的一个选项，不管是国债还是地方债，这三年里都增长不少。

这也对应了凯恩斯自己说的那句话：“发债是用未来的钱来解决今天的问题，至于未来怎么办，我们也根本活不到那么长时间。”

凯恩斯自己也承认债务问题会是一个相当大的麻烦，而他的解决办法是“人总有一死”，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。

但今天，债务问题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过去三年下来国债累计发行23.32万亿元，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，国债从2019年的15.83万亿，暴增到了2022年的25.19万亿，三年增幅59.1%。

而地方债三年累计发行21.29万亿，扣除借新还旧的部分，地方债从21.31万亿增长到35.06万亿，增幅为64.5%。

过去的三年时间里，国内年度财政赤字规模、国债和地方债总额，都增长了六成，长期来看，这可能比经济损失还要重要。

尤其是绝大部分城投债乃至地方债的认购主体，都是城商行和农商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，而这些理财产品的背后，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家庭资产。

因而，看似宏观上的债务和我们个人无关，但又和我们个人密切相关，税务收入当然来自于个人和企业，而债务端的压力虽然不是个人和企业之间摊负，但无形之中，压力依然存在。

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，为什么今年以来M2增幅幅度高达两位数，但CPI依然上不去，原因在于债务压力过于庞大，这是比刺激消费还困难的事情。

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不管当时日本央行如何放水，如何降低银行存款利率，但人们就是不借钱、不消费、不融资，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所带来的效益，恐怕需要用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恢复。

因为出来借的，始终还是要还的。

日本为此“还”了二十年，错失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，债务越高越大，还钱的时间就越长，在这个意义上，经济就会陷入疲软。

换个角度来看，我们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“高质量发展”，也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，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，但既然是高质量发展，那么我们不仅仅需要发展，更需要高质量。

而慢一点的最大好处就是，慢工出细活。

end.

作者：罗sir，新青年的职场内参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，乐观的悲观主义者。关注我，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。